反假冒工作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

 

　　4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记者来到中联知识产权调查中心（CUIPPC，以下简称中联调查中心）的会议室，对这家中国第一批知识产权专业调查机构的掌门人——李长旭先生进行了专访。

　　３年前，记者与李长旭董事长初次相识，他对整个反假冒行业的敏锐把握与独到见解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忠诚、客观、质量、效率”，此时，当李长旭向记者介绍其团队的概况与工作原则时，记者发现，除了专业性之外，他的身上还可以感受到阅历积累后的从容不迫与泰然处之。

　　“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假冒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反假冒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李长旭谈道，“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出台并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刑法中设立了专门章节就知识产权犯罪进行了规定，投入巨大力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护知识产权。但打击假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而且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问题。反假冒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李长旭的眼中，现在假冒品已不单是衣服、鞋子等日常生活用品，在工作中使用到的软件、办公耗材、电器等产品也常会出现假冒产品。假冒品呈现多样化，例如纯假冒的产品、仿冒产品、假冒但不伪劣的产品、质量低劣的假冒产品等，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

　　“在中国，假冒品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即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生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泛滥阶段，以及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生效以后的阶段。”李长旭认为，2000年之后，假冒品的发展主要呈现了几大变化。首先，过去的假冒品与伪劣产品经常“绑”在一起，但是在21世纪，假冒品跟名牌成为了“孪生兄弟”。其次，上个世纪90年代，洗涤品、化妆品、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假冒产品产地主要集中在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在北方很少见到。随着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假冒品的流通区域发生了变化，从大中城市，到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再向城乡结合部转移。此外还有出口环节，假冒品通过海关运送到其他的国家。再次，现在的造假售假者反打假意识越来越强，一些造假售假者会采取更隐蔽的方式来规避打假。

　　我国目前的打假环境同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1997年，随着更为严格的法律规范出台，构成一定条件的知识产权侵权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处理，公安机关介入到知识产权维权工作中，对制假售假的不法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不过，2000年之前，公安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并不多，以中联调查中心为例，2000年、2001两年通过公安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不过才十几件。近些年，公安机关逐渐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去年，中联调查中心协助公安机关处理的刑事案件就达到了上百件。”李长旭递给记者一份相关材料后说，“此外，十年来，国务院与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多次开展打击假冒产品与维护知识产权的专项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造假售假的行为。此外，过去，在投诉反假冒案件时，投诉人员需要向相关执法部门，特别是基层与偏远地区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较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但现在，绝大部分执法人员对反假冒工作涉及的法律和程序都非常了解。”

　　数字信息化的到来、全球高科技的发展，在为各个行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权利人的烦恼——造假者不仅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出“先进”的假冒品，同时也利用这些手段为反假冒行业制造了新的困难。

　　“以网络售假为例，这是近些年出现的新型侵权方式，越来越多的这类案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网络售假有其本身的特点，其销售渠道与传统销售渠道不同，它不需要固定的销售场所，跟踪调查的难度非常大，而且还涉及如何确定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李长旭解释说，“类似的侵权形式对反假冒工作提出了新挑战。随着反假冒工作的深入开展，很多知识产权调查公司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而权利人在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是否有成效时，往往只重数字不重过程。很多知识产权调查公司认为权利人按过程付费，在调查中向其支付人力、时间成本是最为合理的，但是从另一面来看，权利人对调查行业的信任度、该行业自身的规范程度是这种付费方式的最大的障碍。”

　　权利人选择谨慎的付费方式，很大程度也是源自于调查行业自身的诚信问题。因为知识产权调查行业中没有相关的管理部门，没有自律的组织机构，也没有认证准入机构标准，所以一直以来都处于鱼龙混杂的状况。

　　李长旭将目前调查公司当中出现的诚信问题总结为“假案件”问题。他表示，很多调查公司制造“假案件”的目的是为了向权利人要到更高额的费用，因此制造假现场，篡改假冒品数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权利人依据打假的数量付费，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的链条。

　　尽管目前知识产权调查行业因为恶性循环等因素，有序的竞争环境已变得复杂，但是李长旭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保持乐观：“行政机关不可能动辄使用国家资源为某一个私权做调查，除非是因为损害了公共利益。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执法机关对调查公司的存在是认可的，将其视为补充和助手。因此，目前这段期间可以看做知识产权调查公司‘洗牌’的过程，调查公司若想做大做强，更需要苦练内功，针对假冒品现状，依靠实际的磨练培养‘专业反假冒人士’。只有这样，才能在业务能力、服务和信誉等方面树立自己的品牌，占有市场先机。那些仅依靠沟通与协调工作，类似公关公司性质的知识产权调查公司，以后的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小了。”

　　正如中国古老的棋类游戏——围棋一样，在中国从事反假冒工作也需要有战略思想、良好的判断力和耐心。当年与中联调查中心同期成立的调查公司，现在大部分已经转行或彻底脱离了反假冒工作，而李长旭坚持下来，用耐心与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青睐。“现在，反假冒工作开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障碍。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将高压查处行动常态化，同时也希望知识产权教育能够从青少年抓起。通过社会各界的协作，我相信假冒现象终将得到有效的遏制。”他说。